“2016年，中國電機容量是20億千瓦，用電量3.6萬億千瓦時左右，約占全社會用電量的60%。2016年，電機系統的能效水平平均提升了近20%，累計節電約8000億千瓦時，相當于節能2.7億噸標準煤，為全國節能順利完成目標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盡管如此，中國電機能效的整體水平比國際先進的電機水平仍低10%左右，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國家發改委資環司副司長王善成在“推動節能之未來：結合國際能源署的觀點——電機及水業系統節能潛力研討會”上表示。
提高電機節能勢在必行
我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能源消費大幅度增長和低效利用導致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破壞加劇。
“每年僅煤炭開采破壞地下水資源就達80億噸以上，采煤沉陷區累計達100萬公頃左右，未來10年，每年還將新增4-5萬公頃左右，煤矸石堆積大量占用土地、污染土壤。”國家發改委環資司能評處調研員金明紅在上述會議上表示。
近些年中國采取的節能減排措施已經取得顯著成效。2016年單位GDP能耗強度比1980年下降了76%，比2000年下降了36%，能源消費總量得到了控制。
“按照1980年單位GDP能耗強度水平發展，2013年我國能源消耗總量需要136億噸標準煤（TCE），是目前實際能源消費總量的3.6倍。按照2000年單位GDP能耗強度水平發展，2013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需要50億噸標準煤，是目前實際消耗能源總量的1.3倍。”金明紅表示。
但是那些低能效的工業設備、家用設備以及崛起的建筑業、交通運輸，又再次挑戰節能的推進。
據金明紅介紹，目前中國終端用能產品中，電冰箱市場保有量約4.2億臺，新增銷量3200萬臺，節能產品占比約30%；空調市場保有量3.6億臺，新增銷量5100萬臺，節能產品占比約20%；電機市場保有量20億千瓦以上，新增銷量約2億千瓦，節能產品占比約25%。
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電機保有量約17億千瓦，總耗電量約3萬億千瓦時，占全社會總用電量的64%，其中工業領域電機總用電量為2.6萬億千瓦時，占工業用電的75%。國家節能中心推廣處副處長辛升表示，“在用的這17億千瓦存量電機，基本上是低效電機。”
辛升介紹稱，中國的電動機和被拖動設備效率低，電機系統運行效率低，節能技術和裝備水平相對落后。“特別是系統匹配不合理，‘大馬拉小車’現象嚴重，設備長期低負荷運行。系統調節方式落后，仍有很多風機、泵類采用機械節流方式調節，效率比調速方式約低30%。電機系統就運行效率而言，要比國外先進水平低10~20個百分點。”
根據美國、歐盟電機挑戰計劃和上海電科院、上海能效中心等在進行的大量電機系統節能測試評估和節能改造項目經驗，空氣壓縮機系統的節能潛力多在10-50%，風機系統的節能潛力約為20-60% ，泵系統的節能潛力約為20-40%，上述三個系統占了全國耗電量的40.7%。
“變頻調速節能技術應用范圍廣，節電率10~50%，適合流量調節范圍大、頻率高的場合。系統匹配，解決大馬拉小車，解決重載大慣量起動。” 辛升表示。
可是金明紅表示，在當前的空調中，不變頻的空調占比高達50%。
“目前在用的高效電機市場占有率仍然很低。”國家節能中心副主任徐志強表示，“有數據顯示，工業領域電機能效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年節約用電高達260億千瓦時。因此，提高電機和水業系統節能勢在必行。”
政策受阻于市場需求
雖然當前仍然有大批的低能效設備在運轉，我們仍然不能忽略中國政府為節能付出的代價。
“電動車這一塊的補貼就上百億。之前對于空調的補貼量，甚至達到當年企業的利潤的一半。”辛升表示。
這累補貼始于2009年，雖然是階段性的不同產品的補貼，但政府也是攢足了力氣。
據金明紅介紹， 2009年開始實施節能惠民工程。采用財政補貼方式推廣高效節能產品，共推廣節能家電、小排量汽車、綠色照明產品、電機等15類產品。2010年，對低壓中小型電機補貼15-40元/千瓦，高壓電機12元/千瓦，稀土永磁電機60元/千瓦。2011年，對低壓中小型電機補貼31-58元/千瓦，高壓電機26元/千瓦，稀土永磁電機100/千瓦。截止到2017年，共推廣約1億千瓦的高效電機。
“這塊的財政補貼要幾十億。”金明紅表示。
除了補貼之外，國家同時出臺了眾多相關的節能政策。中國出臺了《節能法》，節能監督，強制性標準；利用經濟手段，包括政府補貼、稅收激勵、價格政策等，同時實施必要的行政手段，節能審查、節能考核、節能監察等。同時推動1.6萬家企業節能低碳行動，這1.6萬家重點用能單位能耗占到全社會能耗總量的60%以上。另外制定了嚴格能評制度，提高新上項目能效門檻，新上高耗能項目能效水平要達到國內先進水平，采用的用能設備能效要達到1級能效標準。
“國家政策突出‘引逼結合’。通過一些政策進行引導，比如節能節水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節能產品認證和節能產品政府采購目錄；工業節能產品惠民工程——電動機；節能技術改造獎勵；合同能源管理項目獎勵；合同能源管理項目免稅。同時用一些強硬的措施進行‘倒逼’，比如電動機能效標識；三相異步電動機產品質量國家監督抽查；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節能評估和審查；高耗能產品淘汰制度；淘汰落后產能電費加價制度。”辛升表示。
但是這些政策仍然受阻于市場的需求。
“財政補貼只能引導培育市場，市場的真正需求決定了高能效產品的占比。比如空調，高能效產品的成本肯定高于低能效產品，但是由于它使用時間短，即使浪費了電量，可能也不如它多出的成本。所以高能效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仍然跟市場需求以及經濟發展水平有關。”辛升表示。
而這在國際能源署可持續能源政策和技術部門負責人Kamel Ben Naceur看來卻并非如此：“如果安裝一個高能效系統，可能需要你多支付300多億，但是它未來可以為你節省450億，你覺得哪個更合算？”
雖然如此，但大多數的中國企業仍然在糾結當下成本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