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次貸危機在美國爆發，隨后演變為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這場危機的結果是，美國金融泡沫破裂，直接導致美國兩大驅動性產業———金融業和信息技術缺了半條腿。
美國意識到，僅僅依靠金融和互聯網產業，難以帶動經濟的持續發展，因而必須找到一個讓經濟落地生根的產業。
在此背景下，2009年，美國政府提出了投資、稅收和外貿向制造業傾斜的“再工業化戰略”，意在重振制造業。
美國雄心勃勃的戰略計劃，把遠在另一大洲的德國驚出一身冷汗。作為全球制造業最強大的國家，德國當然不甘心自己的傳統優勢產業受到挑戰，更不愿意永遠跟在美國后面小跑。
怎么辦？德國有兩條道路可選擇：一是物理方法，即在強化制造業的同時補金融和互聯網這些短板。二是化學方法，即把三大產業相結合，互為推動。
德國政府非常清楚，如果采用物理方法，德國取勝的把握并不特別大。原因是，全世界最具創新意識的金融和信息技術人才大都聚集在美國，離開尖端人才談何互聯網和金融創新？
再說德國互聯網產業與美國相比根本不是一個量級，要想趕上美國并不容易。如同德國電信副總裁萊昂貝格爾所言，假如
汽車制造商不能掌握核心數據，那么谷歌就會成為贏家，云端平臺和云包社區將使工廠淪為信息的附庸。
因此，只有化學方法才有超越美國的可能。在三大產業中，如何更好地選擇相互粘結的產業呢？
顯然，互聯網和金融的結合，美國的試驗已經受挫，因為互聯網金融泡沫才剛剛破裂不久，德國沒有必要再重復一次美國的“試驗”。
而金融和制造業的結合，早在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已隨處可見。那么，最后也是最佳的結合就是互聯網和先進的制造業。
于是，德國版的工業4.0就此應運而生。這一概念最早源于2011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
隨后，在德國工程院、西門子公司等學術界和產業界的大力推動下，德國聯邦教研部與聯邦經濟技術部于2013年將“工業4.0”項目納入了《高技術戰略2020》的十大未來項目中，計劃投入2億歐元資金，支持工業領域新一代革命性技術的研發與創新。
工業4.0的靈魂是將互聯網作為工具，服務于德國強大的制造業。這樣奇妙的“化學結合”，催生出了一個“新物質”，這就是智能制造，即通過“智能工廠、智能生產和智能
物流”。
把制造業進行跳躍式的升級，實現個性化生產和高效的批量生產，讓消費者與制造者實現無縫鏈接，從而牢牢地把客戶粘住。這充分地體現了德國特色，而且原汁原味。
德國工業4.0概念的提出，把美國剛提出的“制造業回歸”戰略遠遠地甩在了后面，它猶如一聲春雷，炸醒了各國政府：德國工業4.0帶來的是第四次工業革命。
于是，美國政府于2012年修正戰略，正式發布了《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從此踏上了新一輪工業革命的道路。
其他國家也紛紛跟進，提出了具有各自特點的“工業4.0”計劃，如日本的“科技工業聯盟”、英國的“工業2050戰略”和中國的“中國制造2025戰略”。
與德國不同，美國版的“工業4.0”是在優勢的互聯網產業上進行制造延伸，例如谷歌公司生產谷歌眼鏡、無人駕駛汽車；亞馬遜制造電子閱讀器KINDLE，現在正在完善多軸無人飛行器為快遞服務；AUTODESK利用3D技術打印假肢；億隆馬斯克造純電動車“特斯拉”、可回收火箭和制造“超級電池”；而蘋果則推出了智能手表等。
美國“工業4.0”戰略最關鍵的是6S工業系統，即SpaceAerospace（航天航空）、Semiconductor（半導體）、ShaleGase（頁巖氣）、SmartICTservice（智能化服務創值經濟）、SiliconValleySprit（硅谷為代表的創新精神）和SustainableTalentPool（可持續人才資源）。
該戰略力圖在生產系統最基礎的原料端（能源和材料）、工業產品的使用服務端（互聯網技術和ICT服務）、以及不斷由創新驅動的商業模式端，牢牢掌握住工業價值鏈當中價值含量最高的幾個部分，從源頭和價值的投放端確保其競爭力優勢。
盡管美國有后來居上的趨勢，但德國將會以其發達的制造業確保在未來的領先地位。緊跟其后的日本、英國和中國要想擠進第一方陣，關鍵是發揮獨特優勢、取長補短、鼓勵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