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有一個非常驚人的模式，叫做“胚胎發育”的模式,有五個階段。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成功工業化的國家都經歷了這些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工業革命之前的原始工業化階段，這個階段在歐洲經歷了幾百年的時間，也就是我們國家的鄉鎮企業高速發展階段。與我國的鄉鎮企業繁榮類似的鄉村企業，在16-18世紀的英國、荷蘭、比利時、法國和其它西歐國家繁榮了幾百年。
這些大批量歐洲鄉鎮企業也是在當時歐洲各國的重商主義政府的支持下繁榮的，不是自然爆發產生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特點就是用勞動密集型的規模化大生產方式（工廠體制），來生產終端的輕工消費品或小商品，主要是紡織品，把它們傾銷到全球，但是機器和生產工具可能是手工造的，而不是量化（規模化）生產的。
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不斷推進，就產生了對新的能源、新的動力、新的交通運輸方式的巨大市場需求，以加速商品的生產和運輸，提高流通速度和單位總重量，因而使得老式的能源-動力-運輸體系成為經濟繼續發展的瓶頸。這刺激了新型能源-動力-運輸新技術的發明和工業應用，產生了一個工業“三位一體”的大繁榮，比如像煤炭開采，蒸汽機發明和改進，鐵路和公路基礎設施的繁榮。這個三位一體繁榮就自然會導致重工業繁榮并誘發第二次工業革命。
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征就是對所有生產資料、中間產品和生產工具的規模化大生產，包括鋼鐵、煤炭、鐵路、機器、通訊設施、輪船、汽車等等運輸工具。這也使得采用新技術和量化生產方式來生產這些重工業產品有利可圖。所以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征就是一系列工業新技術的大爆發。
第二次工業革命完成以后，一個經濟體就完成了一個回路，不僅是終端產品能量化生產，連中間產品和生產工具都能量化生產。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生產力大大躍進，人類社會就有條件進入第五個階段，即福利社會階段。
經濟發展，和大自然的很多奇妙現象一樣，服從一個“胚胎發育”的基本原理。即個體的發育需要在很多關鍵環節重復整個“類”的進化過程。
比如人類個體的胚胎，在母親身體里發育的過程就重復了整個人類甚至生物進化的全部過程，從單細胞到多細胞，從無脊椎到有脊椎，從低等脊椎動物到高等脊椎動物，再到嬰兒。
中國奇跡也是如此。經濟發展也符合這個“胚胎發育”的規律。人類工業革命史走過的一些基本演化階段，后來的每一個國家都要重新走過，才能夠真正引爆自己的工業革命，實現工業化，否則就會欲速則不達，半途而廢。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用第一個十年就復制了英國歷史上用兩三百年才走過的原始工業化階段，用第二個十年復制了英國歷史上用50年走過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雖然紡織機比英國當年先進，基本原理是一樣的，產品的目的和面向的市場也是一樣的。但是你必須重新走這些階段，不能跳過。
我們以前不懂，想把它們盡快跳過了，希望直接開啟重工業化階段和農業現代化階段，結果不行。拉美國家也是這樣，行不通。這也不怪他們，因為經濟學家一直沒有發現這個規律。
但是必須認識到哪怕落后國家具有“后發優勢”，如果沒有國家能力和政府的作用，沒有產業政策的作用，這些國家不可能實現工業化。
在沒有國家力量和正確產業政策的幫助下搞工業化，完全讓位于所謂市場力量，就等于讓小孩自己在原始大森林里面靠自己去發現數學知識一樣，是不可能成功的。依靠國家力量，遵循正確的產業升級政策，主導市場經濟發展，就是中國成功的秘訣。
要想富，先修路。貧窮、落后、工業化失敗，始終是社會協作失靈的產物。問題的根源在于，創建規模化的能讓現代產業盈利的市場，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協作成本。而這一成本卻被自亞當?斯密以來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忽略了。
“自由”市場并不自由，它既不天然存在，也不自動有效運作，更不是免費的。它本質上是一種成本高昂的公共品，必須由一個強大的政府去提供。
正在中國大地上展開的工業革命，其源泉并非來自于技術升級本身，而是來自于一個有為政府所引領的連續不斷的市場創造。
規模化工業品市場難以通過一次性的大推進來建立，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確的順序來實現。無論一個國家多晚開啟工業化，重復早期發達國家的基本發展階段是必要的。
當代發展經濟學理論是林毅夫最開始帶頭批判的，都把西方國家的屋頂當成自己的地基（你去西方國家看到的都是建好的屋頂和上面的裝飾品和墻上貼的畫，但是后面的復雜管道、電線和地面下的地基根本看不見），把結果當作原因，把西方工業化的成果當作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
他們教導貧窮的農業國通過建立先進的資本密集工業（如化學、鋼鐵和汽車工業），或建立現代金融體系（例如浮動匯率、國際資本自由流動以及國有資產和自然資源徹底私有化），或建立現代政治體制來開啟工業化。
但是這樣一種自上而下的工業化道路違背了工業革命的歷史邏輯和如下一條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供給不可能自動創造它自身的需求。”這樣的經濟學理論因此造成很多國家政治不穩、發展停滯和無休止的金融和財政危機，在非洲、拉美、東南亞和中東地區成為社會躁動不安、貧窮與收入陷阱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