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凡夫俗子話財經（eric_fuzi），作者：凡夫俗子。本文頭圖：2016年3月26日，日本北海道新函館北斗站，一條新的新干線高速列車通車。©視覺中國
中美貿易戰這顆“子彈”，已經飛了好一會兒。
隨著一波三折的劇情日益推進，人們的信息對稱度也在不斷提高。不少人對貿易戰的認識已經從最開始的美中貿易逆差、遏制中國崛起的層面深入到美國自身的困境。
比如，當前美國制造業的衰落。
盡管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憑借著對高精尖技術與知識產權的牢牢把控，美國仍無可爭議地處于頭部位置，可當大量的生產加工環節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海外時，美國本土的就業與民生也必然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全世界都在努力生產美元能夠購買的商品，而美國則負責生產美元”的情景即便再美好，也無法掩蓋美國老百姓對制造業回歸的翹首期盼。基于此，如果再將特朗普“重振制造業”的承諾、對中國高科技領域的制裁以及“中國制造2025”等元素串聯起來，你自然會對貿易戰的領悟更進一步。
跳出貿易戰的范圍，倘若只聚焦制造業，我們會發現：不僅美國，日本也正面臨著嚴重的困境。
二戰結束后，日本制造業從戰爭廢墟中快速恢復并崛起。而后，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日本制造”長期憑借其優越的產品性能和可靠的產品質量享譽全球，受到世界各地消費者的狂熱追捧，說到“Made in Japan等同于質量擔當”，幾乎不會有太多人反對。
吳曉波在《去日本買只馬桶蓋》一文中，生動地描繪道：
“……有日本免稅店的營業員用難以掩飾的喜悅神情和拗口的中文說，只要有中國游客團來，每天都會賣斷貨……”
然而近年來，日本制造業卻如同中了邪一般事故頻發。從造假丑聞到經營敗退，無不彰顯著曾經高高位居神壇上的日本制造現今光環漸褪的窘境。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唏噓與感慨。
那么，在制造業發展過程中，日本做對了什么，又做錯了什么？
帶著這樣的問題，本文將對日本制造業的興衰歷程做一個詳細的回顧與反思。在眼下的特殊時期，相信這個與中國一水相隔的國家所經歷的種種，會給我們帶來很好的啟示。
一、日本制造是一部技術創新史
一直以來，日本制造業都以先進可靠的科學技術與孜孜不倦的創新精神著稱。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從技術創新的視角來解讀日本制造的崛起之路。
筆者將日本的技術創新變遷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山寨”歷程
二戰結束后，作為戰敗國的日本不僅經濟蕭條，制造業更是遭受了滅頂之災。數據顯示，1946年日本制造業生產能力不到戰前最高水平（1934~1936年平均水準）的40%，工業設備的30%~60%遭到破壞；同時，主要制造業產品的產量銳減，幾乎都降至戰前巔峰時期的50%以下，如1945年的紡織工業為戰前最高水平的33%，硫磺生產能力是42%，造紙能力是46%，鋼鐵量為15%，石油和石油制品的庫存僅有1941年的10%……
日本經濟學家有澤廣已在其著作《日本產業百年史》中，用“簡直是人造沙漠”的措辭來形容日本戰后的經濟，“一面是已經毫無價值大量的戰爭用生產設備殘骸，歪歪斜斜；另一面是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民眾，東逃西竄。”
為了盡快沖出經濟困境，日本決心以美國為榜樣，充分利用自身的“后發優勢”來引進吸收美國制造業的先進技術與創意；具體到產品上，無論是電腦、日常消費品還是汽車、通信等領域，均步步緊隨，無不例外。直接的結果便是日本境內開始涌現出大量的“山寨”商品，幾乎覆蓋了所有行業。
彼時若是提起“Made in Japan”，相信人們第一反應肯定是“假冒偽劣”，這從商品的畫風便可窺探一斑：
不過，這種簡單粗暴的copy并未持續很久。在陷入“山寨”的黑歷史后，日本人開始逐漸轉變思維，他們不僅從書本上吸取知識，還買來競爭對手的產品進行拆解，對每個部件進行徹底的研究，進而吸收其設計思想。不僅如此，日本技術人員還把制造產品的機械裝置作為研究對象加以攻關。
這種模式被日本人冠以一個很有“工業黨”既視感的名字——“逆向工程”。
在“逆向工程”的影響下，日本告別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高成本、低效率的生產模式，通過大力引進先進技術來積極謀求重化工領域的設施更新，而電力、鋼鐵和海運領域的高級技術模仿亦成為當時的發展主流。如此一來，日本實現了從大規模生產、自動化技術引進、機械自動化到高技術、大規模生產體系全面建立的逐步跨越，并有力地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復蘇與發展。這也為其下一階段的技術創新模式變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的“科技立國”戰略
進入80年代，激烈的國際競爭和貿易摩擦讓日本當局意識到，單純依靠“技術引進”的模式不能促進日本經濟的持久發展，必須培育自身的科學技術創新能力，才能在國際競爭中居于不敗地位。
于是，日本政府基于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重新對國家的科技發展戰略進行調整，并提出了“科技立國”的戰略口號，其標志是1980年日本通產省發布了《80年代通商產業政策展望》文件。同年10月，日本科學技術廳公布的《科技白皮書》中再次明確提出了“科技立國”戰略。
這一時期，日本開始將發展重心向知識密集型產業傾斜，諸如原子能產業、電子信息產業、計算機產業與飛機制造業等成為資金與智力資源的主要輸送地。與此同時，日本還注重強化重點實驗室未商品化產品、尋求產業集約式發展。隨著“科技立國”戰略的深入貫徹，日本的高精尖產業自主研發能力也得到進一步提升。
（3）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科技創新立國”戰略
80年代末期的泡沫經濟重創了日本。此后，日本經濟長期在低谷中徘徊，但國際上的科技競爭并沒有因為日本經濟的大蕭條而停止，反倒愈演愈烈。
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給日本帶來了巨大壓力。為了重振經濟，追趕“知識經濟”新時代的步伐，在21世紀的國際競爭中占據優勢，日本政府進一步豐富了“科技立國”戰略的內涵，并提出了“科技創新立國”的新口號，強調日本要徹底向“模仿與改良的時代”說拜拜。而后更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加以貫徹。
在此期間，日本無論是在科技研發人員數量、論文發表數量還是專利申請數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納米技術、生物醫藥、電子信息等高精尖領域更是得到了長足發展。至此，日本已然躍居全球為數不多的技術發達國家行列之中。
綜上所述，日本制造業的發展歷程實際上就是一部技術創新史，不同階段創新模式的變革與選擇，導演了這場蕩氣回腸的崛起。
二、日本制造業走向衰落的證據
如日中天時期的日本制造業，曾經創下輝煌的歷史。有資料顯示，全世界90%的數碼相機是日本制造，日本持有全球37%的半導體生產設備，和66%的半導體原材料。而下面一組關于日本制造的成績單同樣會讓人肅然起敬：
截至2016年底，日本人均制造業增加值為7993.99美元，位居世界第一；日本人均制造業的出口值為5521.02美元，位居世界第四；日本工業化程度以37.04%位居世界第四；日本出口質量以85.69%位居世界第二；日本對國際制造業的影響以14.13%位居第二；日本對世界貿易的影響力以6.53%位居世界第三。
另外，在全球50強企業名單中，人們會發現三菱、豐田、松下、日立、索尼、本田、日產、東芝等國際知名龍頭企業的名字，而它們皆屬于制造業領域。
強大的日本制造業，不服真是不行。
然而，“盛極而衰，否極泰來”似乎是一條自然規律，任憑日本制造再怎么強大也躲不開逃不過。且不談東芝、松下、索尼財報的連年虧損，光憑以下三條重磅曝光，就足夠撼動日本制造在人們心中的地位：
1. 三菱油耗造假事件
三菱公司自1991年以來，一直使用與法律法規不同的違規實驗方法來測算燃效數據，另外為使從2013年開始生產的四種車型達到燃效目標，還對數據進行了篡改，共涉及62.5萬輛汽車。為此，三菱公司直接承受了一系列嚴重的后果，包括巨額罰款、暴跌致市值縮水50%以上的股價、日產收購三菱股份、以及社長引咎辭職等。
2. 高田問題氣囊事件
身為世界三大安全氣囊供應商和日本最大的汽車零部件廠之一的高田公司，客戶惠及包括寶馬、奔馳、大眾、福特、通用在內的全球諸多汽車廠家。然而，高田公司的安全氣囊并不安全，其隱患之處非但被隱瞞了下來，還在不少安全數據上都進行了造假處理。由此導致高田安全氣囊故障在全球范圍內已經造成17人死亡，180多人受傷，被召回的缺陷汽車總成本與賠償金額更是天價。到最后，高田公司不得不以破產收場，這被稱為是日本制造業史上最大規模破產案。
3. 神戶制鋼數據造假事件
2017年10月，神鋼被爆出旗下3家工廠和1家子公司存在篡改部分產品的技術數據、以次充好交付客戶的造假行為，造假產品流入境內外企業數目已多達500家，部分違規行為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年前。一石激起千層浪，眾多日本汽車企業以及H2A火箭、三菱支線客機、部分新干線列車，甚至日本制造的英國高鐵列車悉數中招，其他包括通用、福特、波音、勞斯萊斯等諸多跨國巨頭紛紛受挫。這一丑聞堪稱是“捅漏了日本制造的天”。
不僅以上三家，質量問題不斷，違規、造假、瞞報、謊報頻頻出現的劇情還上演于豐田、夏普、東芝等其他巨頭身上。此外，尼康、奧林巴斯的節節敗退，更是讓日企品牌形象一波未跌完，另一波又跌。
在新產業領域，日本的落伍也是不爭的事實。
以人工智能為例，2017年底，本田公司與中國商湯科技簽訂了為期5年的協議旨在，研發自動駕駛AI技術。需知，本田有著長達70年的悠久歷史，而商湯科技2014年才剛剛成立，尚屬創業階段。資歷的懸殊恰恰反映出日本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滯后，在日本居然連一家像樣的AI公司都沒有。反觀中國，早已領先了不止一個身位。
再以互聯網為例，日本唯一能拿的出手的巨頭雅虎公司現今的“慘狀”人盡皆知，而中國的互聯網巨頭，早已無需贅述。
輝煌過，卻疲憊著。
日本制造業的跌宕起伏，值得人們停下來，好好地思考。
三、日本制造崛起的制勝殺手锏
回到最初兩個問題中的第一個：日本制造，做對了什么？
在筆者看來，至少有以下三點關鍵因素為日本制造的崛起注入了強勁的動力。
第一，日本人對創新的孜孜以求。
在此，有必要先來界定一下“創新”的內涵。所謂創新，最早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即“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具體來說，就是要把一種之前沒有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進生產體系中去，其目的自然是要盡可能獲得潛在的利潤；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正是由源源不斷的創新推動的。
在熊彼特看來，創新包括五種情況，分別為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資源配置創新與組織創新，具體如下表：
明確了創新的內涵，再回過頭來看日本制造。如前文所述，日本制造業發展前期經歷了一段較長時間的“山寨”過程，但是如果深挖下去，我們會發現日本所做的一切雖說是以模仿為主，但也算作是一種另類的“創新”。比如所謂的“逆向工程”，其對新產品的解構、研究與改進設計，進而到生產制造出全新的商品，均包含著不少產品創新、技術創新與市場創新的影子（參見圖1）。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日本制造企業在享受到由模仿帶來的紅利時，并沒有滿足于這種單純的“山寨”，創新的熱情促使他們在巧妙地吸收美國創意的基礎上，盡可能去提高模仿品的質量和功能，或者說是在“山寨”中融入自己的創新元素。正是這一動力，不但讓日本經濟度過了漫長的低谷期，更是讓整個國家的軟實力水平大大提升。
而后，日本更是意識到提高自身技術創新能力的重要性，并繼續保持著對于科學技術孜孜不倦的追求與攻克，企業對于科學技術上的研發投入更是不遺余力。
數據顯示，日本的R&D投入常年僅次于美國，大幅領先于排在后面的國家；而日本R&D投入占GDP的比重與科技工作者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均常年位列全球首位。久而久之，量變達到質變，日本完成從創新“跟隨者”到創新“引領者”身份的華麗轉變，并成功轉型為先進的創新型國家便顯得水到渠成。
一言以蔽之，日本制造業成功走出了一條從“模仿創新”到“自主創新”的道路。
第二，日本人對“工匠精神”的推崇。
如果要評選近兩年最火的詞匯，“工匠精神”肯定會有一席之地。在我國，不僅雷軍要做發燒友的工匠，羅永浩要做有情懷的工匠，就連政府工作報告也鼓勵弘揚“工匠精神”。殊不知，日本制造業早已把“工匠精神”貫徹到了極致與徹底。
“工匠精神”，具體是指工匠以極致的態度對自己的產品精雕細琢，精益求精、追求更完美的精神理念。在日本，“工匠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那時的工匠們把自己的產品看成是自己人格和信譽的表現，他們不以功利、不以富貴論榮辱，對工作的堅持、對難度的挑戰逐漸演變成普通民眾崇尚的價值取向。
在日本現代制造業中，“工匠精神”得以延續并發揚光大。員工們在產品制造過程中，向來是以高標準要求自己；在此基礎上，他們會對產品工藝進行永無休止的改進再改進，以保證產品質量的不斷提升。
此外，日本工人普遍對工作是極其敬業的，他們將自己的公司當成第二個家，長期以百分百的熱情為之服務，盡全力去取得好的成果。正是這種一絲不茍、精益求精、鍥而不舍的精神，使得日本從傳統工藝品到現代制造業的各種生活家電、汽車、建筑等，其制作都頗為精美，功夫細膩，巨細靡遺，故障率極低，各種“良心產品”、“誠信產品”可以說是舉世有目共睹，為人欣羨，日本自己亦甚是自豪。
第三，日本政府對于良好環境的營造。
用四句話來概括，分別為：
1. 以“有利于創新精神發揮”為宗旨，審時度勢進行制度改革，紅利惠及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人才引進與培養、科研人員流動等多方面；
2. 支持企業家精神，并為企業家精神的弘揚打造優質的市場環境與氛圍，本田宗一郎、豐田喜一郎、松下幸之助等一批極具創業精神又醉心于技術革新的企業家不斷涌現便是結果；
3. 積極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用法律手段促進技術轉讓，從而讓科技成果不會束之高閣，能夠真正推動經濟發展與進步；
4. 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讓創新活力得以“永葆青春”。
稱這些為日本制造得以崛起的“取勝之道”，也并不為過。
四、技術創新與“工匠精神”的反面
再回到最初兩個問題中的第二個：日本制造，做錯了什么？
不可否認，日本制造業的衰落受制于不少外因，包括日元的加速升值、世界經濟走勢的下行，以及市場風向的變化。然而，外因永遠不是決定因素，它們只不過是為自己失利尋找的借口，起決定作用的始終是內因。
或許，“物極必反”是這一問題最好的答案——正是因為對于技術創新與工匠精神的過于“偏執”，導致日本制造事故頻發，問題不斷。
我們不妨分別加以討論。
首先，對技術創新的過度追求，讓日本制造跌入“創新陷阱”。
在熊彼特看來，技術創新是一種“創造性破壞”，即一方面，新技術完全或部分取代舊技術，創造出新的產品、市場或產業，從而促進經濟、科技與社會的巨大進步；另一方面，舊技術的衰退，使得現存企業的設備、技術知識、技能等大部分變得過時，從而破壞原有企業競爭優勢，破壞市場的原有結構。
“創新陷阱”正是產生于這種新舊技術的更替過程中（參見圖2）。具體來說，對于一家企業，從原有技術軌道跨向新技術軌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企業越是在自己原有的技術專長上加以創新，便會在原有技術軌道上走得越遠；也正因為如此，企業也便越會延滯進入新的技術軌道，進而也越來越遭受舊技術極限的扼制。
此時，一旦新的技術軌道成為市場主導時，企業就不得不面對種種問題，甚至是被市場淘汰的危機。
對于那些陷入困境的日本制造業巨頭來說，由于自身的顯赫地位，他們更容易走上“延續性創新”的道路，即在原有產品的基礎上，部分采用新技術制造適合新用途、滿足新需要的換代型新產品，或者是對原有產品的性能、規格、款式、品種進行完善。這就讓他們在舊的技術軌道上漸行漸遠，殊不知自己跨越新舊技術之間鴻溝的難度也越來越大。
而今，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中，各種新技術與新業態不斷涌現。當日本制造巨頭固守的技術軌道不再是行業主導時，他們便無法及時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不經意間落入“創新陷阱”而難以自拔。
曾在日立工作16年、現任京都大學和日本東北大學教師的湯之上隆，在其《失去的制造業：日本制造業的敗北》一書中，回顧了日本IT制造業幾十年的榮辱史，以他自己“半導體技術人生”的視角，總結了日本制造業的四大教訓，其中有兩條的矛頭都指向“創新陷阱”：
1. “面對十年一輪的新技術浪潮時，對市場機會缺乏敏感性，因循守舊，錯失機會；
2. 面對技術趨勢轉變，日本企業制度過于僵化，根本就不能適應技術變革的趨勢。”
而美國商學院教授克萊頓·克里斯坦森在《創新者的窘境》一書中更是犀利地指出：
“……曾經成績傲人公司只會尋求產品的‘精益求精’，但發展來的新技術不過是‘延續性技術’，真正能帶來新變革的‘破壞性性技術’卻被忽視，這些老牌公司將發展機會拱手讓人……”
其次，對技術創新的偏執，讓日本制造逐漸與市場脫節。
一來，日本制造的技術過盛會降低產品的性價比。為了讓產品提高1%的性能，他們往往會不惜增加投入30%的成本，久而久之便導致日本制造的成本急劇提升，進而在價格上失去了國際競爭力。
二來，對技術創新的苛求常常會懵逼日本制造企業決策者的雙眼，“重技術、輕市場”的風格，致使生產出來的產品同市場需求脫節。可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占據主導地位的恰恰是市場的需求方而不是供給方。
最后，對“工匠精神”的癡迷，讓日本制造缺乏顛覆性創新。
為了貫徹一直崇尚的“工匠精神”，日本企業在很長時間里都采用“終身雇傭制”。曾有媒體指出，在日本“有些人可以20年呆在同一個崗位，每日只干同一件事而不會多問”，由此可見一斑。
誠然，在歷史上，終身雇傭制的確對日本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一方面，企業可以在培養員工對公司忠誠度與歸屬感的同時，對員工進行大規模的投資與培養，并獲得可靠的回報；另一方面，員工也可以全身心為公司做貢獻，無需擔心有朝一日會飯碗不保。
然而，終身雇傭制也帶來了日本企業工作崗位的老齡化與思維的固化；相比之下，更具創新意識也更加活躍的年輕職員們，經常難以被提拔到重要的崗位上。
此外，在工作中，對于同一件事情的精益求精、追求極致已經遠遠無法適應當今快速變化的世界與日趨激烈的競爭。與逐步優化的商品工藝相比，日本制造業更為需要的可能是具備顛覆性的創新能力。或許這也是日本制造跌入“創新陷阱”的誘因之一。
五、尾聲
平心而論，僅憑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就給日本制造業判“死刑”，還為時太早。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更何況日本制造還遠遠沒有達到“瘦死”的地步。
在湯森路透評選出的《2015全球創新企業百強》榜單里，日本以40家企業數量高居榜首，力壓美國的35家。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發布的各國工業競爭力報告也充分證實了新世紀以來，日本在全球制造業領域始終名列前茅，特別是在全球產業鏈上游的材料、零部件、裝備制造等核心技術、高附加價值產品制造方面，日本仍無可爭議地處在領先地位。因此，至少在可預見的短期未來內，日本制造業仍然擁有其他諸多國家無可比擬的競爭力。
縱觀日本制造業的興衰歷程，深究其取勝之道和問題之源，對于眼前日漸崛起而又遭遇麻煩的中國制造來說自然是意義重大。如何在追求技術創新、弘揚“工匠精神”，并牢牢把握市場需求，進而避開“創新陷阱”，將會是未來我們要重點關注的方向。
還有就是，不管中國制造眼前或是未來遇到何種狀況，我們都應當牢記：外因永遠不是決定因素，起決定作用的始終是內因。
來源：虎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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