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制造大國”轉變為“制造強國”，中國制造業必須從被“俘獲”與“壓榨”的全球價值鏈中突圍 重新塑造國家價值鏈的治理結構，重新調整位于不同區域的中國產業之間的關系結構，為中國制造業升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發展平臺。 中國制造業發展方式的轉變，要充分重視企業在全球價值鏈(GVC)中的被“俘獲”與“壓榨”地位以及如何及時突圍等問題。加快構建以內需為基礎的國家價值鏈((National Value Chain，以下簡稱NVC)體系和治理結構，實現在國民消費需求支撐下的、由本土企業作為“鏈主”地位主導下的發展，是新一輪全球化條件下中國與世界經濟“再平衡”機遇中制造業發展方式轉變的最重要的微觀經濟戰略選擇。 眾所周知，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其實是對中國過去發展方式的沖擊和考驗，說明中國長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實現高增長的傳統制造業發展方式已經走到盡頭，繼續維持在價值鏈低端和“微笑曲線”底部的出口導向和粗放發展方式，不僅難以持續，而且也會造成各種嚴重的結構“失衡”，尤其是難以糾正中國與世界經濟之間所發生的嚴重不均衡，而且由此導致在可能嚴重阻礙中國人民福祉進一步提升的同時，遭遇到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更加嚴重的抵制。 “十二五”時期，中國揚棄過去實施的單一出口導向，轉而選擇擴大內需的戰略，在現實中面臨著一個有重大爭議的兩難選擇：一方面，繼續維持在“GVC底部”進行出口導向的發展方式，具有明顯的不可持續性，因此攀升GVC高端的產業升級就勢在必然；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現在就擺脫主要由跨國公司所主導與控制的GVC分工體系，試圖進行獨立的大規模的產業升級，或者丟掉外需去開發內需，可能并不符合現階段中國制造企業發展的現實基礎，也有可能因為判斷失誤而喪失世界給中國提供的新一輪發展機遇。這個兩難選擇問題表現為中國在與世界“再平衡”的過程中，將面臨嚴峻的“短期增長與長期發展”的矛盾，實質上是發展方式轉型升級的時機把握、路徑選擇和具體政策的協調問題。 在發展政策選擇的研究中，我們注意到了這樣一種重要的現象：那些融入GVC底部的后進經濟體，很難在發達國家主導的GVC下實現價值鏈攀升和產業升級；相反，那些起初以定位于GVC低端后來卻轉型為構建根植于NVC體系的后進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卻比較順利地出現了以價值鏈攀升為特征的產業升級，形成了一定的國際競爭力。在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例子是亞洲四小龍的國際品牌的創建過程。據此我們認為，在GVC的基礎上構建相對獨立的NVC，可能是后進國家破解“增長與升級”兩難選擇問題在微觀層面上的突破口，也可能是實現以價值鏈攀升為特征的產業升級并最終取得國際競爭優勢的必要路徑。 從“制造大國”轉變為“制造強國”，中國必須在微觀層面上高度重視從被“俘獲”的GVC中突圍的戰略問題。在融入GVC的基礎上，中國尤其要重視重新構建基于內需的NVC的戰略問題，也就是要把依賴于別人的“外圍”關系改造為以我為“中心”的控制關系，由在GVC中的“承包、接包”關系變成“發包”關系，由“低端”關系變成“高端”地位，由&ldq